金沙国际唯一网址 金沙国际唯一网址 居里内人传: 第六章 难言的困窘

居里内人传: 第六章 难言的困窘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就在这个时候,玛丽·居里收到了一封来自祖国的信。信中说“我们波兰人民敬仰着您,愿您能回国工作。我们的国家因为遭受压迫低下了头,如果您在这里,我们的力量会大许多,可以重新抬起头来,请您不要拒绝。”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可是刚刚解放的波兰太贫穷了,没有钱,怎么办呢?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徒步游历昂加地纳,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她们的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波兰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经常会受到周围强国的侵略,可是波兰人民从来就不屈服,他们想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居里夫人多么想离开法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啊!这样她可以和波兰人民一起斗争,不会再感到孤独。可是她的科学工作在法国,她的丈夫彼埃尔长眠在法国的土地上,她实在是走不了。尽管如此,为了答谢祖国的深情,她回到了波兰的首都,参加放射学实验室的落成典礼。每次聚会,她都要发言,她说:“波兰人民被外国控制着,但这并不可怕,我们坚信,不合理的事情总有被消灭的时候,祖国的黎明即将到来!”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波兰解放后,玛丽一直在想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波兰的首都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症治疗的中心。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这样一个动人的忧虑,使那些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哄然大笑;他们一点没有猜想到这种想象升降梯坠落,含有“相对论”上一些高深的问题!

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各地募集到的砖瓦的数量一天天增加,终于,研究院要开始建造了。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居里夫人的朋友为了帮助她,代表她向全国募集经费。他们向全国各地散发传单,上面写着:“为建筑玛丽·居里研究院,您愿意买一块砖吗?”同时,上面还印着居里夫人的题辞:“我最热烈的希望,就是在波兰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

  医生德扈埃先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污的脸,细看头上很大的伤口,数了那在20分钟以前是颅骨的16块碎骨。人们用电话通知了理学院;不久,在格昂奥古斯丹路的小警察分局里,深表同情的一个分局长和一个秘书看着这个物理学家的副助手克莱尔先生俯身恸哭,那个车夫马南涨红着脸,也在哭泣。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克尔文勋爵坐在玛丽旁边,她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会议的第一个妇女。英国的学者都聚在那个挤满了人的礼堂里。比埃尔用法语慢慢地叙述镭的特性,后来他请人把握子遮黑,开始作几种惊人的实验:作用镭的魔力由远处使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他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证明这种惊人的物质能自发放热那一晚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起了反响;全伦敦都要看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许多晚餐和宴会。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玛丽回到华沙,参加研究院的奠基,波兰人民给予她最热烈的欢迎。每所大学,每个城市,都把最高的荣誉头衔赠给了她。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居里夫人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不幸患上恶性贫血症,医治无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灵柩和丈夫的灵柩埋在了一起,而在她的墓中,则被撒上了波兰的泥土。居里夫人虽然离开了她所爱的祖国和人们,但她要永远地亲吻着祖国的泥土。

  只有一件给居里夫妇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比埃尔从此将有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对于居里夫人来讲,一生中最悲痛的事就是丈夫彼埃尔·居里的逝世,她失去了最好的伴侣和事业伙伴。但她超越了悲哀,继续从事他们共同的事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科学工作中。就在这一年,居里夫人再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过第二个。

金沙国际官网,  赞助他的人们唯恐他的行动不象 “明智的候选人”,给他一大堆关心的劝告。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奠基这一天早晨,天空晴朗,的阳光照着大地,波兰共和国总统为研究院放下了第一块基石,居里夫人放下了第二块……波兰的总统亲切地对她说:“你已经离开祖国很多年了,可是对祖国仍然充满感情,祖国的语言也说得这么好,真让人惊讶!”居里夫人郑重地回答总统:“祖国的语言是应该永远记住的。”

  玛丽如果偶尔请人到家里来,她总尽力把菜肴做得差强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会神地去佛达路或阿来西亚路装满蔬菜鲜果的车子中间转来转去,挑选好果子,并且郑重询问乳品商人,他的各种干酪的优劣;然后从卖花人的篮子里挑几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兴奋预备比平常复杂一点的菜肴,邻近的糕点商人郑重其事地送来冰其淋。在这个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随便的聚会事先就引起这些忙乱。到了最后,玛丽检查餐具,移动家具请来的贵客或是路过巴黎的外国同行,或是给玛丽带来消息的波兰人。居里夫人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组织过几次儿童聚会;她亲手用花环、包上金纸的核桃和各种颜色的蜡烛装饰的圣诞树,还留在年轻一代的快乐回忆中。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1914年,波兰终于摆脱强国的压迫,取得了独立,挣脱了150年的奴隶的枷索。玛丽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她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波兰人民终于见到光明了,我现在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波兰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像在1921年一样,玛丽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1921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金沙国际唯一网址,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居里夫妇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纪元。法国注意到他们,并且想支持他们的努力。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0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他抚摸他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并且低声说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改变,永远不再恢复原状;这是很普通的事,并不新鲜。虽说如此,那几分钟时光,对于玛丽的性格,对于她和他的女儿们的命运,确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不容忽略的。玛丽·居里并没有由一个幸福的年轻妻子变成无法安慰的孀妇。她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却比较严重。

  (全文完)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

  1932年5月29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常识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用放射治疗法给病人治病。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到了六点钟,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出现在客厅门口,愉快而且活泼。她从朋友们过于尊敬的态度中,隐约看出有表示哀悼的可怕迹象。保罗·阿佩尔重述经过情形,玛丽完全不动,完全僵直,这种神气使人们相信她一点没有听懂。她并没有倒入他们亲切地伸出来扶她的手臂中,她不呻吟,不哭泣;人们说她像木头人一样地毫无生气,毫无感觉。过了很长而且可怕的寂静,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她低声问着,渴望听到什么否认的话:“比埃尔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比埃尔·居里在1905年7月3日进入了科学院但是够勉强的!有22个院士投票选了他的竞选者哲内先生。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这个波兰女子忘记了法国不过是她的第二祖国,这个作母亲的人不想去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个虚弱有病的人轻视她的疾病,而这个学者准备把她自己的研究工作留到比较太平的时候再做。玛丽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在战争这可怕的变故中,她又表现了她的预感和主动精神。

  他已经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跟在一辆向诺夫桥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这条街同码头交叉的地方,喧闹声更大了。一辆开往贡德的电车刚刚沿河驶过,两匹马拉的一辆四轮重货车正由桥上过来,横越车轨,疾驰进多非纳路。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比埃尔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遮住了他在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撞着一头喷着热气的牲口。那辆货车这时候正横过这辆马车,他撞的是驾车的一匹马。两辆车旋风一般地挨近了,比埃尔吃了一惊,拙笨地移动了一下,想贴在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这个学者的鞋底在湿地上一滑,听到一声叫喊,引起了一阵惊惧的喊声。比埃尔已经跌在两匹马的铁蹄下了;过路的人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马夫急忙收缰,可是毫无用处,这两匹马仍然向前驰去。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他到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看见门关着:工人们罢工了。他转身走上多非纳路,马车夫的喊声、附近码头上开过的电车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这条街十分喧闹。巴黎旧区这条狭窄的路上多么拥挤呵!马路上差不多只能容车马通过,而在下午这时候行人太多,人行道显得太窄。比埃尔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他有时候走在石铺的路边,有时候走在路上,步伐很不稳,心里在默想着事情,眼神集中,脸色郑重。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他正进行的试验?是在想他的朋友余班的工作?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现在正在他的衣袋里装着。是在想玛丽?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这样残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长辞人世,惊动了舆论,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哀婉动人地报导了多非纳路的不幸事件。许多表示同情的函电纷纷送到克勒曼大道,签名的有国王,有部长,有诗人,有学者,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电报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声。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那两匹雄壮而年轻的马,因为主人不在旁边,而有点不安,打着响鼻儿,用蹄子敲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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